2015年底，中国启动扶贫大攻坚，计划到2020年，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实现脱贫，贫困县全部摘帽，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。之后，全国由上至下、方方面面，广泛投入到这场浩大的扶贫行动中。

　　效果如何呢？刘永富做了全面总结。

　　他说，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。2013年至2016年，中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，年均减少1391万人；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0.2%下降至4.5%，年均下降1.4个百分点。每年减贫幅度都在1000万人以上。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0.7%。

　　如何识别贫困人口，是一大难题，基层扶贫工作的很多矛盾，由此而来。

　　从刘永富介绍来看，这项工作十分艰巨，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。

　　他表示，2014年，全国组织80多万人进村入户，共识别 12.8 万个贫困村，2948万贫困户、8962万贫困人口，基本摸清了我国贫困人口分布、致贫原因、脱贫需求等信息。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，全国动员近200万人开展建档立卡 “回头看”，补录贫困人口807万，剔除识别不准人口929万。

　　2017年2月，有关部门又组织各地对2016年脱贫不实开展自查自纠，245万标注脱贫人口重新回退为贫困人口。2017年6月，组织各地完善动态管理，把已经稳定脱贫的贫困户标注出去，把符合条件遗漏在外的贫困人口和返贫的人口纳入进来，确保应扶尽扶，这项工作将于8月底结束。“建档立卡使我国贫困数据第一次实现了到村到户到人”。

　　刘永富坦承，扶贫工作还存在多项问题，除了前述形式主义问题，还包括：

　　——贫困人口总量大。贫困人口规模在300万人以上的省份还有六个（贵州、云南、河南、湖南、广西、四川）。越往后脱贫成本越高、难度越大。西藏和四省藏区、南疆四地州、四川凉山、云南怒江、甘肃临夏等深度贫困地区，生存环境恶劣，致贫原因复杂，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教育、医疗公共服务缺口大。

　　2016年底，全国贫困发生率高于10%的省份还有五个（西藏、新疆、贵州、甘肃、云南），贫困发生率超过20%的县和贫困村分别有100多个和近3万个。同时，因病致贫占比高。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比例从2015年的42%上升到2016年的44%，医疗支出负担重，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，成本更高，难度更大。

　　——一些地方扶贫脱贫不够精准。在贫困识别上，有的地方贫困识别简单算收入、“搞摆平”，人为割裂低保和扶贫政策。有的地方未将因病因灾因残新增贫困人口及时纳入。在精准帮扶上，有的政策措施不顾贫困户真实需求。有的地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措施跟不上，搬迁户无业可就。在贫困退出上，有的地方“三保障”（编者注：指保障其义务教育、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）未实现，就宣布脱贫。有的地方算账脱贫、突击脱贫，脱贫基础脆弱，存在返贫风险。

　　——部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。有的地方为图省事、赶进度，大包大揽、送钱送物，“干部干、群众看”，不注重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。从贫困群众来看，有的安于现状，单纯依靠外界帮扶被动脱贫。有的习惯“等靠要”，依赖政策不愿脱贫。

　　——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有待加强。随着扶贫投入逐年增多，使用管理权限下放到县，贪污、挤占、挪用等老问题仍时有发生，资金闲置滞留等新问题逐步显现，一些地方项目规划不科学不合理，接不住、整不动、用不好。

　　——扶贫政策实施的针对性不强。一是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、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的贫困人口在扶持政策上不一致，造成部分非贫困县非贫困村的群众不满意。二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得到的政策支持比较多，而接近扶贫标准的边缘户得到政策支持很少，造成部分农户心理不平衡。三是部分脱贫户自我发展能力较弱，脱贫质量不高、稳定性不强，脱贫后扶持政策减弱，极易返贫。

　　刘永富表示，将采取有效措施，纠正不严不实不精准问题。特别是要纠正形式主义问题，严防弄虚作假，不断提高贫困识别、帮扶、退出精准度。

　　他还表示，要建立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，推进信息共享，取消一切不必要的填表报数和检查评估，切实减轻基层负担。